《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参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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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政党概念
作者:金安平(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 来源: 时间:2006-05-29 10:58:00 点击量:6597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后,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位转变、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执政水平诸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多。甚至有学者做出总结: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确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提高和完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逻辑起点。(注:参见“执政党建设研究综述”,《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
    人们至少从两个方面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命题提出了追问。第一种追问是:中国共产党从取得全国政权开始,就已经在事实上和法律上获得了执政党的地位,为什么现在要探讨中国共产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第二种追问则是:只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革命目标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就仍然是革命党,因此,是否存在共产党作为革命的党的转型问题?由此可见,有关“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命题,实际上是在不同意义不同层次上展开的。按照政党学的一般原理,“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或“反对党”的一个概念;而“革命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相对于“改良党”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革命党”与“执政党”并不是一组对应的概念。但在现阶段的中国为什么会有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议题呢?如何理解这个带有浓厚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命题的讨论呢?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理解中国政治语境下政党概念的问题。弄清楚中国政治语境下政党概念的出现和使用,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命题的产生,也能有助于我们在一般政党理论意义上研究和探讨中国的政党政治问题。
    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经常出现的几组相对应的政党概念主要是:革命党与政党、革命党与改良党、执政党与参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这与西方政治中经常出现的“在朝党与在野党”、“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对应概念有很大不同。
        一、近代中国的政党概念
      (一)革命党与政党:
    这一对概念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严格的区分,它们源起于19世纪末中国“革命派”与“立宪派”之别。这一区分的出现有几个背景:第一,在中国救亡和近代化问题上,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革命与立宪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因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第二,时人对政党的认识基本囿于西方经验的局限,即认为只有像西方那种在共和政体或君主立宪政体条件下活动于议会的党才可称为“政党”,革命党是体制外的党。
    这是一种从活动条件和行动方式来界定政党与革命党的思路,或者按陈明明教授所分析的那样,当时革命党的含义主要不在于组织,而在于行动。实际上,当时无论哪种政治力量和派别都把以秘密组织形式、以推翻现存统治为目的的政治组织一律冠以“革命党”(在当时执政者的话语中,革命党实为乱党)之名。颇有影响的改良派报纸《时务报》曾发表题为《政党论》的文章,就把“革命党”和“政党”明确地做了这样的区分:“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故联合同人为一政党也。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革命党本以颠覆政府为志,其意盖谓自非出于此途,必不能握得政权。”(注:《时务报》,1896年第17册。)这种界定和区分其实是当时人们对政党知识的一种误读,但这种误读的影响是很大的,为当时各界高度认同,甚至清廷也把革命党和政党做了明确的区分,如1911年5月清廷开放党禁时所颁布的文件之一就是:《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在普遍认同这一界定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其所支配,按照这种思路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调整自己的政治活动等。“革命党人”极力表白自己“非政党”的立场,以防玷污了其革命的精神;而所谓“立宪党人”则极力与“革命党”划清界限,宣称自己是未来“政党”之雏型,以恐将其降到“乱党”的地位。实际上,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一般舆论对孙中山、黄兴、朱执信等人之革命党的指称,是在一种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党的概念,即把当时一切主张采用极端方式推翻满清政府的人,无论其是否参加秘密组织或政治组织,都称为革命党人。甚至1903年章士钊曾有一篇专论即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注:《苏报》,1903年6月7—8日。)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的指称才具有了真正政党的意义。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向到会的人正式宣布说,“本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0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89号上发表文章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注: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新民丛报》第89号,1907年。)立宪派知识分子则依然不屑与“革命党”为伍,不愿与“革命党”混为一谈,因为,“政党”的概念对他们而言,只是立宪或共和政体下在议会中活动的政治团体。比如他们在介绍西方政党时,对各种党派都十分慷慨地以“政党”称之,因为这些政党都符合他们理解的政党条件,但当他们谈到中国现存的政治团体时则十分谨慎和吝啬地使用政党概念。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革命党”与“政党”之严格区分,首先是建立在中国近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取向上。这一区分,确实把两种革命和改良两种取向的不同营垒划分得十分清楚。但这种区分的绝对化和强化,使其在具有必然性的基础上又表现出缺乏充分的科学性。现代政党的根本标志和基本要素主要是:(1)有明确的纲领;(2)有定型的组织体系;(3)有一定数量的党员和领导人;(4)有约束党员行为的纪律;(5)有为实现政纲而开展的活动;(6)政党活动的目的是取得政权或分享政权。至于其活动是采取和平或公开的方式还是非和平或秘密方式并不是判定其是否为政党的标准。在西方,产生于革命斗争中和产生于议会斗争中的党都被视为政党。他们根据活动方式进行区分时,也主要是对政党的类型进行划分。但显然,近代中国的区分不是这一层次上的类型划分,而是把革命党从“政党”中划分出去了,革命党变成了和“政党”不是“同日而语”的东西。经由近代知识分子的渲染、强化,这种知识误读在近代中国被概念化、常识化后,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性、延续性,造成了本来就不规范的中国政党政治的复杂局面,由此产生的人们对“革命党”的歧视和误解以及对其合法性的怀疑曾造成了“革命党人”在民初党争中的不利地位和后来在争取民主政治时的“急流勇退”,甚至对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成果的丧失也有一定影响作用。
    虽然有近现代中国政党纷争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却从一开始成立,就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党”与“政党”之狭隘和幼稚的争论,以“革命政党”之崭新概念,直奔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主题,既坚持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手段之合理,又坚信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之合法,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实践,为中国的政党政治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革命党与改良党:
    革命党与改良党是近现代以来在中国使用较多的一组政党概念。这基本是沿袭了欧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惯常用法。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工人阶级政党一开始就是革命性质的党。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尤其是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改良党后,革命党这一概念得到了强化和凸显。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人物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全面修订,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民主改良”、“经济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列宁在《怎么办?》中把“社会民主党从主张社会革命的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的思潮概括为“修正主义”。此后,这种在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放弃了共产主义目标和暴力革命原则的欧洲许多“社会主义”政党,都被称为改良主义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必须建立与第二国际各国改良党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在近代中国人眼中,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与改良党不同的革命党。(注:包括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活动方式、手段和推翻现政权的目标上都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党很接近。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攀认。20世纪初期中国留日学生在他们所办的报刊上就充满感情地介绍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前期)的活动,还特别介绍了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梦喋声(叶复生)在1906年第7期的《民报》上发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将巴枯宁的党称为无政府党,而将第一国际称为革命党。朱执信在评介《共产党宣言》时,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肯定,这使主张采用武装手段的革命派颇受理论启发和鼓舞。黄兴则明确地称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为“革命党”(注:如1906年黄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讲时说,“奥国宰相梅特涅利用俄皇的势力结神圣同盟,压制革命党……。”见《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更认为第二国际(前期)各党和中国的革命党相差不多,因此中国的革命党属于第二国际领导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甚至曾有申请加入第二国际之举(注:参看《孙中山全传》,第119页,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当后来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加入资产阶级议会后,孙中山立即转而对列宁成立的第三国际表示热烈的支持。1918年夏,当全世界的反动势力一致疯狂攻击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时,孙中山特地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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