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历史力量的产物，它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各阶级阶层力量对比以及政党实力的强弱、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一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一
    任何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其中，与政党制度关系最为直接的当数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在狭义上指的是界定政治行为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政治态度、表征符号和价值的系统。在广义上是指政治思想、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的总和”（注：王邦佐等编：《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23页。）。那么，政党制度与政治文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政治制度、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阿尔蒙德和维尔巴在其《公民文化》中这样谈论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这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设计的，是一定政治文化的产物。阿尔蒙德同时还指出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关系，“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同时，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响着那种政治文化”（注：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其中政治结构就是在一定规则下的政治角色或政治行为的排列组合，政治制度就是一种政治结构方式。因此也可以说，政党制度就是一定规则下的政党的排列组合。“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注：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和锡尼·维尔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页。）因此，对政党制度而言，“其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制度上的合理结构，而且，在更为深层意义上，依赖于政治文化的支持，依赖于人们对其制度和价值理念内心的认同和信仰”（注：王邦佐等编：《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当然，我们不能把政治文化的作用绝对化。中国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它是历史的力量通过了政治运动以及阶级、政党、集团、个人、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作用于政治文化，以多维多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方式来实现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生成则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所匡定的文化框架中形成的，并为其提供了弹性的发展空间与文化资源，而不是决定性因素。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的政治文化分析模式，1840 年以后直到1949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基本上就处于一个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时期。他认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有以下几个特征：（1）地方忠诚超过了中央的政治忠诚。（2）欠缺解决冲突所能普遍接受的可行的文明程序。不完整政治文化的国家有走向普遍暴力的趋势，各个主要社会团体间会周期性地发生很难协调的冲突，而且越出了在稳定系统内所发现的有秩序的和文明的轨道。（3）社会团体之间政治不信任泛滥。（4）中央政府在形式上和持续时间上倾向于不稳定（注：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1页。）。中国近现代历史或多或少都具有这几个特征。首先，它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其次，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比拟的。第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还具有一定的整合作用。在这种不完整的政治文化下，传统政治文化一统天下的结构慢慢解体，各种异质的亚政治文化慢慢发展，政治文化的各个亚体系相互交汇，使政治文化有着复杂的结构，以致它们对政治制度的作用也是复杂的。这就为新型政治文化的生成提供了结构性空间与资源支持。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不能再凭借国家政权力量推行一种政治文化主导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思想、政治心理等，中国政治文化开始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因此，政党制度须适应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政治文化结构。中国处在这种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时期，在各种政治文化的生长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这就需要政党制度以强大的整合力，促进它们之间的交融与协调。
    　　　　二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混合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三者都无法以绝对优势压倒与整合其中任何一方。传统政治文化虽然在民主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其文化霸权地位，但它以强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与或隐或显的方式，借着现代民主形式的外衣对抗后两者，并缓慢地发生着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显学”的新型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则以后发之优势改造、解构着传统政治文化，即从中国文化外围向着中心渗透，主要以知识分子或知识—政党精英为载体。新型的政治文化还处在构建时期，也不是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自然发育而来，没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系统的转嫁，因此，并不能完全整合传统政治文化，三者就处在这样一种对立的联系之中。
    对于传统政治文化而言，它有着拒斥与适应变革的两面性，它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式微的过程。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到立宪运动，这是传统政治文化框架内改造、适应现代化运动的自救过程，封建政治文化仍然在维持着它的主导地位。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封建专制政治思想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历史的沉淀，但其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心理层面，还部分地保留着。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某些内容，“如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尽管一再灌输，中国并没有完全接受，有的基本上没有接受。传统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虽已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仍占主导地位；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虽为一部分人接受，但并不为整个社会认同”（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2页。）。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尊孔复古思潮，都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抗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表现。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旗号行专制之实，1928年7月颁布《民众训练大纲》，强调对民众必须灌输三民主义，使之“认识并信仰本党是国民革命进程的唯一参谋部和领导者”（注：《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计划大纲》，《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1937年公布《民众读物改进方案》，明确指出：思想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其他思想存在其间”（注：《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进行思想禁锢，凭借国家政权力量推行一元化的政治思维。蒋介石推行传统政治思维，恢复传统的政治伦理，实行一党专制与以党治国的法西斯专政。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政治文化不仅融入了封建专制阴柔与残暴，而且渗入了近代法西斯集权的独裁与血腥，更重要的是它穿着民主政治的外衣，涂染着许多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色彩，这也恰恰反映不完整政治文化的特点——畸形多元化与传统到现代价值转化的痛苦局面，显示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惯性与持久的政治影响力。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正如李慎之先生认为：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专制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文化，管到一切人，谁都无法逃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注：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首先，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反政党特征，“使个体在社会流动性较弱的环境中普遍按照‘修齐治平’的公式进行修养，结果得到强匀质性而同等地成为王权统治的工具，因而难以形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难以形成阶级利益和意识，更不用说具有严格组织和利益要求的团体。加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禁止结党，‘君子不党’作为凝结中国传统智慧的古训广为流传就不足为怪了”（注：王邦佐等编：《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传统政治文化延迟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也发生着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1911年清政府在立宪运动中先后颁布了《实行宪政谕》与《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政党也就取得了合法地位。其次，由于在传统政治文化的框架内自救运动的失败，严酷的现实说明了传统政治文化所依托和维持的政治体系已落后于时代，应有新的力量来建立新的体系，而这种力量只能是政党，政党制度的历史之需要也就成为传统政治文化无可奈何的结果。第三，由于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这就为政党制度的形成造成困境与有限的选择范围，使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安排必须有本土化的特征。多党制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然而在中国，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弱化状态很难改变，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整合力，它最终只能转化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变种产品。一党制虽然能积聚力量，但是由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的现实环境，最终转化为一党专政，限制了其他党派的积极性与利益要求，进而也就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力行者。所以，传统政治文化使中国政党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形式上可谓一路高歌。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层面，先进的中国人用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来改造、弥补或抛弃传统的政治文化。从魏源的“师夷长技”，马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