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参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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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执政党携手新社会阶层
作者:王 骞 来源: 时间:2006-10-31 16:40:00 点击量:6652

    “企业上规模后,必须学点党的理论,知道党在做什么。了解完了理解,理解完了认同,不认同就不能生存”
  
  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帮助,叶青的创业经历可能会更曲折一点。
  上世纪80年代末,叶青靠服装进入商界,如今已是叶氏集团老板,坐拥8亿资产,从事房地产、物业管理、高科技医疗设备研发。

  根据中央统战工作的最新精神,像叶青这样的由非公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层,将在未来5年内成为“宠儿”,是“需要最大限度团结的对象”。
  所谓新阶层人士,根据有关文件的表述,指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外企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方面人士。
  
  “企业上规模后必须知道党在做什么”
  
  1992年,在国企、合资企业、集体制企业前后干了7年服装设计的叶青,靠着自己一点点积累的80万原始资金,注册品牌,开起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室。之前,他设计的服装单品早已进入王府井、西单商场,每年为公司获利几百万。
  自视有足够经验的叶青,未料“私企”出身会成为他创业的严重阻碍。在1992年的王府井西单商场,国营商场拒绝接纳私企产品,“庶出”的“叶青牌”被拒之门外。
  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南方私营业主需要花钱“租借”国企执照才能曲线进入国营商场,可坚持自创品牌的叶青不愿使用这种权宜之计。僵局一直延续到1994年,由于北京市工商局出面协商,西单商场的大门才对叶青打开,而那时他已经加入老工商业者聚集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在民建的推荐下担任了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叶青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至今他还记得市工商局一位副局长带着他和西单商场负责人进行的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当时身为全国劳模的那位商场负责人态度坚决:“不管产品如何,西单商场只为国有企业服务”。
  在那位副局长的坚持下,叶青最后破例得到了一个机会。到1996年,叶氏集团成立时,叶青创办的两个服装品牌,已经连续几年在北京市场上的销售量排名前十,每年上税就达四五百万。
  1997年,叶青进入餐饮业和房地产业。至今,叶青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房地产热潮中,集团资产已迅速增值。
  如今每年拿出10%赢利用于支持公益事业的叶青,在私企党建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1996年,叶氏集团成立时,就有了自己的党支部。“党员好用”,叶青说,他的管理班子22个人里十几个是党员。今年9月6日,叶青大厦又成立于党委,在这所以老板名字命名的大厦内,现有100家单位,其中50%为外企。
  “企业上规模后,必须学点党的理论,知道党在做什么。”他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了解完了理解,理解完了认同,不认同就不能生存。”
  
  “这意味着国家的承认”
  
  39岁的冯钟云决定进党校学习时,曾遭到艺术家圈子里朋友们的嘲笑。
  不过这个游离于体制外十几年的当代中国画家,并不介意朋友们的调侃。
  今年4月,北京市委统战部邀他参与“新阶层人士理论与实践研修班”,当看到通知里写着党校学员可享受“局级待遇”,好奇心立刻压倒一切。
  虽然进了党校后他才知道,所谓待遇只是每人一个房间,但听完整整5天包括中美关系、新阶层理论、文化产业在内的课,他第一次相信除了画画,自己还可以干些什么。
  眼下,他接受了统战部的委托,筹备将在年内成立的“自由艺术家联谊会”。到9月12日,他身边已有11个朋友填写了“新阶层人士登记表”,准备加入联谊会。
  “这意味着国家的承认”。虽然联谊会还不具雏形,这些自由艺术家们已感觉获得了一些心理安慰。冯钟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国际上逐渐进入艺术主流的他们,在国内还是艺术边缘人。
  官方展览从不邀请他们,官方杂志也很少刊登他们的作品,隶属院校、美协的体制内艺术家才有资格使用这些平台,如果没有国际上方兴未艾的艺术市场,这些艺术家的自由之路不知通往何方。
  1997年,中国艺术品成为国际艺术市场的新宠。当代中国画也开始一路看涨,冯钟云的画眼下已涨到3000元人民币/每平方米。艺术虽然远离政治,但国家的影响无处不在。冯钟云认为,他们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离不开国家的强大。
  还在继续“招安”别人的冯钟云,希望这个群体能以自己的审美能力去影响这个国家,也希望他们和体制的靠近不会导致创造自由的被干涉。
  “至少,如果有官员在我们的影响下,明白什么是美,也许丑陋的建筑就会减少很多。”冯钟云说。
  
  “这是国家给予我的责任”
  
  “我们公司不追求利益最大化。”48岁的陈建国,拒绝把自己和商人混为一谈。
  坐在墙壁上绘满颐和园景的办公室里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这位全国十大保险中介公司之一——北京国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更乐于谈论政治、生活和文化。
  今年4月,北京市保险中介协会成立,市委统战部推荐他担任会长。面对突然增加的社会事务,陈建国并不认为是在浪费时间,“这是国家给予我的责任。”
  北京市委统战部工商经济处处长谭林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到目前为止,市级统战部门时常联络的新阶层人士,数量在5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将被安排进工商联、人大、政协工作”。
  连任三届市政协委员的他计划在下次政协会议上提两个议案,一个涉及社保基金的透明安全管理,另一个则提醒北京地区银行去年有高达60亿的保险代理费收入逃避了税收监管。
  2003年春,陈建国应邀参加北京市委统战部首届新阶层人士研究班时,正遇上非典的爆发。开班仪式上官员们一番动议,“40多名学员二话不说,回头就搞生产去了。”整个非典期间,他的300多名员工带着口罩手套,始终和劳动局坚持在一线做社保赔付工作。陈建国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以“民族利益为重”。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说自己本来就拥护共产党,统战部又在他和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有效的沟通桥梁,让他的意见有处可说,困难有人可帮。他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虽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得到帮助,但有了这条渠道,维护国家的意识反而强了。”
  陈的父亲是解放时跟着毛泽东进城接收的老干部。四清时期,全家受到冲击,被下放五七干校务农为生。在乡村度过少年时代的他,没有机会接受完整教育,直到1978年,他通过种种机遇进入东海舰队当兵,才算看到了一点脱离出身阴影的希望。
  上世纪80年代初,他转业进人民银行工作,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间,他抓住一切机会学习,通读法律和经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直到5年前,他还每周打一次“飞的”赴上海学习管理决策。
  靠着一张批文,在邓小平南巡后开始创业的他,每一次身份转换都紧紧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对他来说,政治与经商血肉相连,他相信自己绝不是一名纯粹的商人。
  
  “沟通渠道很多,但有用的仍然很少”
  
  不同于自由艺术家依靠国际市场获得的独立生存方式,在胡同里经营了8年餐馆的王燕(尊重本人意愿未用真名),生存之道就在于懂得如何斡旋于各种政府机构之间。
  在过去8年内,她的经营地点辗转换了三次。作为新社会阶层一员的她抱怨说:她经营中最大的困难源于一些部门脱离实际的政策规定,“现在表面上沟通渠道很多,但有用的仍然很少”。
  她以卫生防疫规定举例说,有关部门规定餐馆的营业面积和厨房面积的比例应为1:0.8,100平方米的餐馆就要配一个80平方米的厨房。王燕说,现在厨房设备已经很先进,在很小的空间内就可以建一个高效又卫生的厨房,而且在北京地价这么高的地区,商户划出这么大的面积给厨房,承受的投资压力太大。
  “几乎没有人会遵守这规定,”她说,但为了通过检疫,要学会一些变通方法:比如,在验收前搭一个面积够大的简易棚做厨房,验收完了再拆。当然,让这套把戏顺利演完的前提是,你和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关系不错。
  和王燕在同一条胡同里经营餐馆的香港人Race,就没有如此走运。他找名师设计的韩国餐馆,被区政府的卫生部门、房管局分别勒令重修厨房、拆除二楼阳光房。半年了,他的餐馆周围还是堆满建筑材料,最近又因为没覆盖好砂土被城管罚了钱。
  今年6月,为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北京市工商局出台新政策,商住两用建筑继续用于商业经营遭遇障碍。王燕在4月为分店申请的营业执照,因为这个政策被卡在了工商局。
  通过胡同里的商会,王燕和附近十几家同样遭遇的商户多次向政府反映意见,不过到现在仍未见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