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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改革路径的探索
作者:杨 帆 来源: 时间:2008-10-30 16:11:00 点击量:7748

社会主义应不断地进行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的方式实现政治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改革也取得了长远的进展。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成功的经验借鉴,30年来,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政治改革路径的探索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提升我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客观要求(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从反思旧体制的弊端中揭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初步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的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历史悲剧理所当然地被否定。然而,如何从根本上总结这场历史悲剧的教训,如何从根本上防止这类严重错误的重演,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有的同志较多地从毛泽东个人思想、作风上寻找错误的根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反复申述了“制度比个人思想作风更重要”的观点。他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或者说是在人们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当然比制度更重要。没有人就没有制度。但是,制度一经形成,往往可以对人的行为,尤其是对个人行为起到明显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强调制度比个人行为乃至作风、思想,都更为重要。对此,他结合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所存在的主要弊端做了具体分析。
   既然制度比个人的思想、作风更重要,那么,为了防止以往那种严重的错误的出现,为了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就不仅要注意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更应该注意改革和完善各种政治体制,“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1980年8月,当一位意大利记者提出“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作风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2]如果不搞政治改革,不克服制度上的缺陷,不健全民主集中制,“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就难以防止。这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我们必须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的角度引出了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亲自推动下,其锋芒所向一开始就直指原有政治体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总病根”,强调“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今后的任务,非改不行”,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逻辑起点。在这一时期,我们恢复与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自上而下从传统的“精兵简政”、精简机构的层面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根据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重建农村基层政权;建立过渡性质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以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重新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中央主席职务,改设总书记职务;恢复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等,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第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呼唤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探索。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部署。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主要着眼于从制度上解决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的问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当时,由于刚刚开始的改革侧重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农村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没有作为一项独立的任务提上全党的日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进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次历史转变时期。这是继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变之后又一次深刻变革。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经济改革在更广大的领域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发展商品经济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矛盾愈发尖锐。矛盾的焦点在于,是坚持开放搞活,还是僵化保守,是放权简政还是敛权截权。这种矛盾的展开和激化,实际上反映了现行政治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和斗争,也正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1986年到1987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从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的角度,对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3]“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当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当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4]“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6]“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7]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这一时期,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具体化,要进行总体设计,要有一个蓝图。1986年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开始了总体方案的酝酿和设计。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机构等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
   以党的十三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和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围绕着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多项内容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对国家权力结构体制改革的“党政分开”问题上,在具体的操作中开始探索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更为密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职能的改革。
  
  第三阶段:政治社会稳定迫切需要政治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主要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的,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转折与调整时期。
  
   政治体制如何,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党和国家的生机和活力,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并将其看做是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保证。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剧变,我国也发生了“政治风波”。这对于我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冲击。面对这样重大事件,如何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相应对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对我们党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也是最为严峻的考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胆识顶住了这股冲击和难以想象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左”的压力,一方面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8]另一方面强调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9]“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10]“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维护稳定,是为了更好的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 [11]“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就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12]
   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国内风波并没有动摇我们党改革的决心,而是以此为鉴,从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高度,提出了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国际上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但就其政治上的内在深层原因来看,与其在长时期没有改革高度集权、人治僵化的政治体制不无关系。从国内来看,我们过去出现的很多错误,特别是十年内乱那样的历史悲剧,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腐败现象泛滥和不正之风蔓延等不稳定因素,无不与我国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原有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防止和避免类似事件重演,不改革经济体制,不发展经济不行;不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正如他所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又坚决彻底地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3]
   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新的党中央处惊不变、沉着应对,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成功地把握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健康发展进程。相应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也作出重大调整。突出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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